邹骥：中国需增加绿色电力份额分布式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成为电力低碳化新抓手

  5月8日，根据全球能源智库Ember的最新报告：2023 年，得益于太阳能和风力发电量的增长，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发电量在全球发电量中的占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30%。2023年电力行业的排放量很可能达到峰值——这是能源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推进全球能源转型中，中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去年新增太阳能发电占全球总量的51%，新增风能占比更是达到60%。而且未来几年中国的太阳能和风能容量以及电力发电量增长还将保持比较高水平。

  然而，尽管中国清洁能源产能大幅度增长，但在2023年，清洁能源仅覆盖了新增电力需求的46%，煤炭仍覆盖了53%。尽管中国在发展清洁能源和实现经济电气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挑战依然存在，因为中国发电的碳强度仍高于全球中等水准。这突出表明需要继续努力扩大清洁能源。

  作为中国能源发展长期的关注者、研究者，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近期在与IMF前副总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民，气候经济学之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Stern）的交流中对中国和全球能源转型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澎湃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G20先后表示全球经济在2024年有望实现“软着陆”。您是否也认同全球经济正在回暖的趋势？这一趋势对全球能源低碳转型这一进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中国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邹骥：我愿意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战后一直持续到60年代，这一战后重建的过程中，西方国家经济的支柱主要是汽车、钢铁、房地产。

  过去40年中国都在改革开放，在加入WTO的20多年中，也是靠上述这些产业作为主要的经济稳步的增长动能，这一点与西方没有太大的区别。

  发达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经历了滞胀改革之后，在90年代出现了互联网革命，以微软为代表的一批公司带来了发达国家经济的新一轮繁荣。

  进入本世纪后，生命科学、AI技术等更广泛的新技术出现，新的技术革命成果提供了新的支撑，使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保持着一个较为稳定的较高增长率。虽然这些国家的一些经济结构性矛盾是一直存在的，但是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新技术还是不断地给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

  现在进入了新一轮的发展。斯特恩曾在其主持《斯特恩报告》的时候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带来的损失相当于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损失。”人类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变成了一种需求，我们应该避免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带来的损失。这个需求配合上新一轮以低碳能源革命为核心的科技革命（风光能源、储能、电动车等），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种低碳转型变革已经露出端倪了。

  在未来几十年里，这场变革将带来新的增长动能。二十一世纪的经济是什么？房地产、汽车、钢铁，这些还会作为一定的增量动力存在，但它们的份额会下降。不过未来这些传统产业会更新换代升级，服务的功能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会直接带来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同时还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未来房子的功能不单单是居住，它可以是“虚拟电厂”。那些低矮的可以装屋顶光伏的房子，能够最终靠太阳能发电，例如工业园区的厂房、农村都市圈周围的房子等，研究估算中国还有100多亿平米这类的房子。另外，新建的房子也可以直接建成“虚拟电厂”。

  在电动汽车领域，现在正在发展“车和电网的互动”（V2G），大量的电动汽车变成储能装置。中国现在电动汽车保有量是2000多万辆，一年新增900多万辆，产能是没问题的。如果在可预见的几年之内，中国很快达到上亿辆的电动汽车保有量，而且大量集中在大都市发达地区，那么它们就非常有可能成为电力系统的组成部分，变成一个大的“充电宝”。

  澎湃新闻：能源转型是促进中国系统性绿色低碳转型的基石，而电力系统的转型是关键。您认为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当下最重要的挑战和突破口是什么？

  邹骥：电力，尤其是在中国，有着重大的作用，一种原因是在于经济发展，一方面在于减缓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因此，中国的煤炭使用是全球关注的焦点，也决定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轨迹。

  中国55%的煤用于发电。随工业和房地产业碳排放份额的减少，电力部门的份额在上升。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正真看到了一个良好的势头，中国的发电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增加了非化石燃料的份额，包括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核能和水电。这些非化石能源占了发电量的 30%以上，同时这个份额还在继续增加，尤其是太阳能和风能。

  减少化石燃料发电、提高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将可再次生产的能源从华北和华西地区输送到华东地区，因为华东地区是能源消费中心，尤其是电力消费中心；另一种方法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分布式发电，这样电力从生产到消费的传输距离短得多，传输成本也低得多。

  随着太阳能电池板效率的提高，以及沿海地区海上风电的发展，产生的发电量可能会更大，有可能超过2800吉瓦。因此，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发电潜力是非常巨大的。然而，中国目前绿色电力占的份额仅为16%到18%，与德国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总用电量50%相比，还有超过30%的差距。当然两国背景情况不同，但要缩小这个差距，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例如改革和完善电力市场结构。

  此外，当面对“碳中和”目标的要求，我们会发现即使绿色电力份额占到50%也是不够的。德国的实践告诉我们，必须改变当前的电力结构，从现在开始做研发，提高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比例。

  中国需要更加多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尤其是分布式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分布式对于能源的供应和消费来说，都是效率更有优势的方法，而支持分布式可再生电力的电网构成，也是对现在集中式电网面临的技术瓶颈的突破。这是中国电力行业的一个新的主题，这些改革将会非常有明确的目的性地促进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发展。

  澎湃新闻：绿色低碳产业对经济的引领作用愈发抢眼。我们注意到，能源基金会对绿色低碳领域的投资，做了相应的研究，您如何评估这些领域投资的作用？为了落实这样的投资，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改革来保障？

  邹骥：全世界都认为，向碳中和的转型是能成为增长的驱动力的，投资是促成这些增长动能成型的重点。现在的问题是，能采用什么样的行动、投资应该去到什么方向、以及怎么样引导投资流向这些重点领域或行业？此前，我们支持开展了一些研究，发现了新的绿色经济环境的四个主要领域。

  第一是能源转型。通过未来10年整合建立省与省之间、西部与东部之间的互联互通，这占能源转型投资的主要部分。

  这将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投资和转型，包括扩大采购。最近通过研究也确定了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生产链，以太阳能为例，这不仅是制造商、供应方和太阳能电池板等方面的问题，也是需求方或用户方面的问题，例如住宅的储能、建筑电气化、农村家庭热泵、农业生产电气化、工业园区等方面的工作。

  第二个是低碳城市化，包括城市交通和建筑等。这里的交通不单单是车辆电气化和充电桩布局的问题，还是优化整体的交通结构的问题。例如，依靠更多的海运和铁路降低碳排放，发展电气化卡车，降低运输的能源强度。建筑方面，开展分布式发电和“光储直柔”智能直流微电网构成分布式风光柔性直流供用电系统。

  第三个领域是数字化。将数字化和传统高碳行业进行结合，可以极大地提高传统产业的能效，例如钢铁、水泥、化工、石化等行业。有研究显示，数字化能帮助传统产业减排10%到40%。

  在 COP28，“两倍能效”的全球能效目标已经建立起来了。 那么怎么来实现这个目标？十年前，中国提交的主要措施是淘汰过时的加工设施；那么未来十年，数字化可能是主要的措施，这需要采取非常大的改进措施，并审查排放。

  第四个领域是先进制造业。例如，钢铁行业的新工艺、新技术，包括使用绿氢来做短流程钢，或者一些钢铁流程的电气化。如此一来，这些制造业还能够继续生产，但是排放却减少了很多。而同时，类似氢能这样的新燃料、新技术，还能逐步扩大其本身的产业链，这些都是新的领域。

  据测算，在中国“十四五”期间，每年在绿色经济领域的投资能有九万亿元，这几乎是2020年房地产行业总投资的一半，和去年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几乎持平。

  最后一点是成本。保持较低的投资所需成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较低的技术成本，另一种是较高的回报率。但目前我还没看到，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定要通过很多措施让碳投资“有利可图”，这包括重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等。我认为这是全世界改革的核心，也是中国改革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