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7年后她的微博成为绝望者的树洞160万条留言字字扎心

  在微博上，每天数以万计的人正写下这些绝望留言，却鲜有人发现。他们找到已经过世的人的微博账号，并在其微博下留言，大多数抒发“自杀”、“约死”等不积极的情绪，这样的微博成为了当代的“树洞”。

  新浪微博上现在有成千上万的树洞，这些主人已经过世的微博账号，成为了当代的“网络遗产”，不再有人打理。

  一名微博用户于2012年3月18日去世，过世当天的最后一条微博成为了今天微博上最大的“洞”：至今累计留言超过160万，并以每天2000条新留言的速度激增，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每天有500-600人在此微博下表达了绝望，大部分有自杀倾向。

  在中国，每年自杀人数是20-30万人，每天有接近700人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未遂有6000多人。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教授黄智生，是近期网络上热门的“AI树洞救援团”的发起者，从事AI研究已经30多年。2010年，黄教授开始关注精神健康与人工智能的应用与结合，根据医生的需求做知识图谱，但慢慢地，他发现拯救生命最紧迫的问题还是要从根本上防止自杀的发生，拯救生命。

  2016年，黄智生在欧盟的课题中提出了利用人工智能，在社会化媒体上分析精神、心理上需要帮助的人。

  2018年3月，一篇有关“树洞”的报道吸引了黄智生的注意：古时候，人们想发泄情绪却不想让别人明白，就到森林中对着树洞讲出心中的话，这是心理疏导的一种模式，把同一套理论搬到现代，树洞变成了社会化媒体，人们在微博上倾诉情绪。

  黄教授起初人工监视这个最大的“洞”。有一天，一个“自杀进行中”的微博引起了他的注意，留言这样写道：

  此案例已经是“十级自杀风险”中的第十级：自杀可能进行中，是最危险、最紧迫的自杀行动。

  救援刻不容缓，他立即和几个救援团的成员沟通救援方案。通过留言者的微博、他关注的网站、发布的信息找到了自杀者本人注册的公司，得到了他的电话。

  电话打过去，是他妈妈接的，“您儿子已经在烧炭自杀了。”“不可能，他刚刚才回房间睡觉了。”“我们劝您去旁边的房间看看吧，真的很紧迫。”在这样的劝说下，母亲才来到了旁边房间，看到了正在烧炭的儿子。此次救援虽然成功了，但这样的自杀行动每天都在中国的各个角落进行着……

  到了3月底，黄智生正式发起“树洞行动”——在500人的人工智能大群中，呼吁大家通过人工智能手段搜寻网络上的自杀人群，通过解读社会化媒体信息来寻找他身边的人，最终制止自杀的实施。

  同年7月25日，黄智生研发的“树洞机器人001”上线了，这是一个电脑程序，点击按钮开始搜索后，程序自动通过算法识别树洞下准备轻生的人。程序上线的第二天，第一条监控通报成功生成。

  最初，他将机器人设置为从7级开始预警。随着救援团成员增多，现在设置为6级及以上进行预警。

  监控通报中会列举树洞下的留言时间、留言内容、留言者的微博主页链接等。不过由于网络上的树洞千千万万，树顶救援团目前只能监测、救援其中的4、5个大洞，无法覆盖全网。

  树洞机器人也在更新迭代，“树洞机器人004号”在2018年12月16日上线号也即将上线，有些算法上的改进。

  其实早在2016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朱廷劭，就开始采用通过社交网络（新浪微博），找到有轻生意向的用户通过私信进行心理疏导、理论传输，起初工作的开展困难重重，但对社交网络自杀干预的开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相比朱廷劭十几名志愿者的团队，黄智生则希望有机会能够扩大救援团规模，用救援数据说话，从行动上阻止自杀的发生。

  一年半的时间，救援团从AI大群拉来的30多人，发展到后来的400余人，就在采访前黄智生在杭州做了一场医学报告，又拉进来了150名志愿者。目前树洞救援团已有接近600人的规模，接受了50余家媒体的采访，成功救援800次，还有两家影视公司正在与其洽谈把救援团的故事拍成纪录片、电影。

  现在的救援团分为两个群，一个核心群，集合了近250名有资质、被黄智生信任的救援人员；另一个见习群则是正在学习中的实习人员。根据救援经验还写出了指南，任何救援任务都需严格遵守。

  “树洞救援团的行动让大家看到了社会上非常光明、非常积极的一面，确实有这么一大群人愿意为拯救他人的生命而无偿付出，是这个社会非常需要的行动。”黄智生说。

  2018年12月28号左右，机器人搜索到一条“跨年的时候我去武夷山去游览，新年回来我就跳楼”的微博留言，当时我们通过种种信息解读到了她的家人，打电话给他妈妈，说新年的时候肯定要小心，不能让女儿一个人待在家里。

  她妈妈当时在电话里把我们教训了一顿“我女儿刚才还有说有笑的，你凭什么说她要寻死？是你了解我女儿，还是我了解我女儿？如果你到处传播我女儿要自杀导致以后她丢了工作，找不着男朋友，我要起诉你们，我要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

  可当时她女儿在武汉的一家医院里已经有了抑郁症的诊断报告，是她自己的微博贴图。她妈妈收到我们发的图片之后才相信我们的话。在抑郁症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很多家人都没法理解二十多岁的孩子为什么那么绝望。

  后来他妈妈也没有把我们的线日跨年的时候，她妈妈依旧出门了，突然我们收到一条微博关切的消息，是这个女孩发的站在窗户边上拍了一张从楼上往下看的照片，宣布要跳楼了。小女孩把自己的地址发给她身边的朋友，说“你们来参加我的追悼会好吗？”我们赶紧联系她朋友一起通知了警察，当天她没有跳成，被救了下来。

  故事还没结束。后来她又组了一个群准备集体跳楼，被救援团的人及时有效地发现了，我们除了正面疏导，还有人混进了跳楼群假装和他们准备一起跳楼来获取更多的行动信息，最后在紧要关头我们报了警，当地警察去及时制止了这次自杀行动。

  救援团除了在线上开导，真实线下救援活动也每天都在进行，与自杀者在同一个城市的救援人员会主动参与行动。

  曾经在武汉，我们就阻止过一次集体跳长江的案例。本来一群年轻人准备在兰州跳黄河，我们得知报警后他们建了一个群，在武汉相约了第二次跳江计划。

  救援团的一位团员冒充跳江寻死的人加入了他们的群组，实际想获得他们一些具体的信息。他们也很小心，知道进群的人可能有假的。如果稍微问题问得不好，被发现是假的就会就被踢出群。

  群主要求每个想死的人，必须订好去武汉的火车票，并且打印出票。其实这样的举动正好为咱们提供了方便，每个人在群里发出他们的车票之后，我们就掌握了每个人在车上的位置。但我们担心如果只是守在武昌火车站，可能会和女孩擦肩而过。

  因此我们提前一个晚上，就让一个老师上了同一趟火车，到车厢去跟踪这个女孩子，拍出了很多照片传回来。还有一批人在火车到达之前候在武昌火车站，跟警察一起等着她出场。然后把她送到医院里做检查，做心理评测，建议她治疗，同时通知了她的家人来到武汉把她领回家。

  周子涵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十余年，是树洞救援团的心理专家之一，参与救援次数在黄智生教授的季度评估下多次位列第一，被任命为救援团上海地区的负责人。但在周子涵看来，救援工作不仅仅是有爱心和热情就能做好的，救援者掌握的心理技术也很重要，网络救援有很多局限，有时也令人无奈和无助。

  我去年帮过一个深圳的妈妈，带着两个6岁的孩子，自己一个人带大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都没有工作，也不可能在外面有就业机会，家里老公花不起钱请保姆，她必须承担带孩子做饭这些事儿，老公还欠了一债，房租都付不起了。就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跳楼寻死。

  我当时通过社交软件和她沟通上了，对她进行了心理疏导和帮助，但就算是跟她沟通了，回到现实中还是付不起房租，还是有债要还，她老家是农村的，妈妈也不帮忙，说嫁出去的女儿像泼出去的水，她走投无路，四面都是黑的。

  她当时最需要的就是一份工作。但她没有学历、又没有专业相关知识。她曾经做过一段时间微商，有段时间我还帮她拉了客户。她又不太擅长沟通，不会维护。后来托朋友在大学找到了一个老师可以帮她辅导一些专业的知识。

  再次回到现实她发现了自己还是没有经济能力，仍旧找不到工作，后来又尝试自杀了两次，再次进入生活的死循环。

  她之前的男朋友在外面同时有好几个女人，后来她怀孕了，男生说“如果你现在去流产，我就跟别的女人断绝关系。”结果女孩真的去做了流产之后，他依旧男女关系混乱，甚至还拿车轧这个女生，把车从她腿上开过去……

  女孩把这些事情都写在了自己的微博上，并还有自杀计划。“2.15日我就打算走了。”

  当时跟她聊天的时候是年初1月，她已经每天都在为离去而做准备，今天处理了啥东西，明天买了什么化学试剂，每天看她的微博能看出来她真的很绝望。

  我就试着去加微博上跟她互动多的小伙伴。其中有个男生告诉我她已经建了一个微信群，里面全都是抑郁症患者。

  我去私信她，她劝我去帮别人，给了我个微信群的二维码，“如果真的想帮忙的话，群里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但我不需要。”我进了群，群里都是打算自杀的人，每天晚上不睡觉，发很多让人压抑的消息，“到了海边，看着海水我就想跳下去”，等等。

  有一天女孩发了一条很危险的微博，我特别着急，只能联系那个男生，“我答应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不能背叛她。”其实这个男生也是重度抑郁患者。我答应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去用这个地址，“相比起你背叛她，如果紧急时刻不报警的话她就真的走了。”

  凌晨两点，我的关切收到了提醒，女孩发了一张海水的微博，情况实在太紧急了，当时下意识我就报了警，因为跟女孩不在同一个城市，我想让警察帮忙看一下她的情况，不要太过惊扰。

  结果警察简单粗暴地立马找到了她家的小区，挨家挨户打电话询问知不知道一个准备自杀的女孩，把事情一下子闹大了。这女孩当时就崩溃了，立马怀疑是这个男孩给了我地址。深更半夜，男孩给我打了电话，边打边哭，问我是否报警了，“我没法再活下去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糟糕了，女孩上周提交的辞职报告，当天早上被批下来了。女孩没了工作，回到住所，又去了海边，发了微博，这在她的寻死后过程中反复了很多次。

  这次再一次跟警察说明状况后，一名跟女孩年纪相仿的90后警察决定跟女孩聊天试试。警方通过定位找到了女孩的出租房门口，跟女孩在门口聊了20分钟。

  那天之后，他们派了一个年纪相仿的女警察，定期跟她聊天，还通知了女孩的家属，她的哥哥后来去到她身边照顾她，就算是把她救下来了。

  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救援行动之一，整一个完整的过程精神高度集中，压力特别大，有天晚上我梦到一群警察在追一个黑衣人，追了两天。说实话当时自己都快崩溃了。

  2015年，全世界因自杀而死亡的人数为78万人，世界卫生组织预估，截止到2020年将有约153万人死于自杀，平均每20秒会自杀一人，平均1到2秒就有一人自杀未遂。

  自杀是目前中国人口死亡的第五大原因，也是15-34岁的青少年死亡的根本原因。其中因抑郁症自杀占比最大。2015年，全中国抑郁症人口为5400万，占总人数的5.4%。

  和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咨询不同，树洞救援团采用人工智能主动在网络搜索想要自杀的人，心理疏导人员主动去联系自杀者，就处于了相对被动的位置，而且警察方面还不一定可以顺利地进行协作。自杀的主动求助率相当低，这是救援团自杀干预的主要困境。

  周子涵表示，心理工作是个消耗大量能量的过程，加上救援者不能透露所有的事情给别人，自身不可以进行很好的疏导。同时树洞救援团是个纯公益的组织，没有一分收入，参与救援活动偶尔还要自掏腰包。“但我尽力而为，这是我本身的定位。”

  人工智能的加入，某些特定的程度帮助救援人员更顺利发现正在进行的自杀，从而阻止某一次自杀的发生，将科技与自杀结合是很好的操作，“但人工智能并不是自杀率降低的源头。”

  就树洞救援团的工作方法、及其有几率存在的争议，我们对黄智生、周子涵两位进行了采访。

  黄智生：人工智能技术主要使用在在监控留言，分析一个人的情绪。并不仅仅是关键词的搜索，我们用的叫做“知识图谱”，能够对内容作更深入的语义和逻辑上的分析。

  如果只是搜索关键词，那么比如一个人说“我不想死，确实不想死”它也会认为是不好的、负面的。但知识图谱对语境做多元化的分析后会知道这是安全的。

  软件的开发主要是我一个人，但其实庞大、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后期心理的陪伴和疏导，要让一个人彻底放弃自杀的念头，这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

  黄智生：每天网络高峰时间晚上9点左右，我就会运行机器人程序，它自动会抓取数据，过滤掉99%以上的无关信息，最后生成一个通报，每天都有20人左右的留言生成。我再把通报复制传到微信群，现在只做这样一件事情。

  监控通报发到救援团的群里后，成员会选择救援的对象，通过现有信息，联系到对方。如果自杀风险等级较低，就设法跟他聊天疏导；如果是自杀进行中的人，就赶紧解读他的信息，想办法报警，或者是找到他的家人。

  我们大多数都会成立一个救援小组，这个小组大概有五六个人，多的甚至十几个人。有专家，还有普通的志愿者，大家互通信息。

  黄智生：一个人一旦想好、决定了自杀，其实是很难听进去别人的话的，让他打消自杀的念头是件很艰难的事情。这种情况怎么下手？

  如果是身体疾病相关的问题，我们是建议他去看医生；如果是由于心理问题多次治疗没有效果，我们给他推荐著名的医院、著名的专家帮助他解决。

  还有很多人是因为欠债绝望，我们帮他分析法律上的一些问题，看能不能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如果他是因为经济问题，没收入、没有工作，有些人我们会给他介绍工作。曾经我们给一个自杀未遂的人介绍做晚上数据标注的工作，现在他每个月能挣7000块钱。

  黄智生：我们的微信群根据不同城市划分，各个省都有，省下面根据不同城市也有细分，北京上海是单独的，救援团的成员多，自杀的人也多。

  在树洞下面表达自杀情绪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16岁到26岁，男女比例是1:3，抑郁症患者的男女比例是1:2。

  周子涵：对这个趋势来说，我是这么认为的：企业的突然裁员、家庭的经济恶化，短期抑郁症等带来的自杀率不会减少。农村也相同，他们的压力来自于家庭、欺骗、灾难等等。

  周子涵：这个就是在一线城市，尤其在年轻人，甚至说白领会多些；要是到了社区，一些居民就不懂了，“这是什么？跟我说几句话，还需要钱？”大部分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但确实是正在发展。在农村，大家可能更意识不到自己有心理问题。

  Q:树洞救援团有没有质疑的声音？觉得你们在检索自杀信息的同时也窥探了别人的隐私？

  黄智生：在国外，Facebook其实在2017年就推出了人工智能预防自杀功能。我们与其不同，Facebook掌握了客户的个人隐私信息，所以，他们作自杀干预要比我们容易得多。我们采集的都是网络公开数据，不会涉及个人隐私信息。

  大部分人还是报以肯定的态度。我们有个宗旨：拯救生命是最高的伦理。如果你不去采取行动，他命都没了。

  我们的救援指南里面也明确这样写：如果你判断一个人他暂时没有直接的生命危险，而且他对我们的帮助比较反感，必须立马停止跟他的接触，不要去给人家带来骚扰。

  自杀级别在6级以下、没有准备实施自杀计划的话，我们正常情况下不会直接联系他、打扰他的生活。

  Q: 如果通报发出去后，不同的人去联系同一个人了，被救助者会不会有反感情绪？

  黄智生：之前也有人这么问过我，但其实不是的。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女孩子跟我说，那次她到河边准备跳河，突然手机里面来了二三十条素不相识的人的关心信息，她立马感动得不得了，就在那河边拼命流泪，哭了几个小时之后回家了。

  这些选择自杀的人都是绝望的，觉得在这样一个世界上非常孤独、没有人关心，因此多个人给他提供帮助总会打动他的。

  黄智生：因为这涉及到当事人的隐私，过程中不会在群里分享，而且我们避免任何单独的行动被分享到我们500人的大群，一旦有人分享我就会提醒：在五六个人的小组群里讲话，信息不允许往外传。但是以后参与的人慢慢地多之后，这的确可能是个问题。

  黄智生：第一个就是我们严格按照指南救援。第二个，尽管未来有可能会有法律上的风险会很麻烦，但拯救生命是我们的最高伦理。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就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的犹豫。

  我们现在几乎每个月都要救50条生命，如果我们等待各方面的培训、指南都很成熟，我们可能会晚一个月、两个月，那么这一百条几百条生命就没了。我们的麻烦最多就是法律官司，但对这些人的家人这是天塌了。

  Q: 现在的救援人员逐渐变多，是不是真的存在门槛太低，人员鱼龙混杂，不能给出专业的指导？

  黄智生：我们也预见了这一些状况，某个人不恰当的言论或行为引导导致死亡，最后可能会给救援团带来非常大的打击，甚至有可能会有法律上的纠纷，家属可能会找你麻烦，这都是可能的。

  有些人可能资质不够严格，所以我们现在分成了专业群和见习群，见习的人员能力增强后，才能“转正”。

  大部分为有稳定工作的，或者相关职业的退休人员。我之前有问我的朋友，你为什么来参加救援？“要不然我就去跳广场舞了，救人来得更有意义。”有一些专业的咨询师、科学技术人员，也会利用他们的专长帮我们讲课、培训。

  黄智生：一年来我们阻止了800次6-10级的自杀，6级以下顾不过来，真正能够付诸行动救援的每天只有2、3个，以目前的人手，没有能力扩展更大的范围了。因此只能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者的队伍里面，才有机会拯救更多的生命。

  在线下，武汉的基地已经建成，上海正在开展实体的救援基地，被救出来的人会到实际的救助基地进行心理治疗和干预。未来我们大家都希望每一个城市都要有。